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在1月14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说，去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47728起 ，死亡 75572人，今年对一次死亡 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起数将实行“零控制”。(1月15日《京华时报》)

　　但凡略懂事故发生规律与处理程序的人，都很难将“特别重大事故零控制”作为硬指标强加给各个地方。道理很简单，事故发生受行业性质、地域区别等多重因素影响，内因、外因、不确定因素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特别重大事故”近年来大都由国务院调查组负责调查，但重大事故等其他各类事故则往往权归地方 ，基本上不会“惊动中央”。显然，死亡人数会影响事故等级定性。实践证明，特别重大事故搞“零控制”就如同在诉讼期限下搞“命案必破”一样，必会导致地方政府为了逃避追责而拒报、虚报、伪造、瞒报等。

　　对于特别重大事故“零控制”，应明确两个基本理念：一是这一硬性指标只有事后意义而无事前价值。它能折射或反映某些安全生产上的问题，如对违规违章作业查处不严、对事故责任者惩处力度不够等，却无法人为要求其短期内全部消失归“零”；二是特别重大事故为“零”，并不等于安全生产上的问题为“零”。职能部门应当多关注“事故发生率”，而不仅仅是“特别重大事故发生率”。从整个社会的安全逻辑来说，特别重大事故“零控制”应远远排在“低事故率”和“高官问责制”之后。

　　当然，特别重大事故“零控制”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作为目标不易硬化，需要构建两个前提：一是生产企业的安全意识和守法素养提高；二是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加大，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从这个意义讲，“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不发生”的初衷固然美好，但有可能异化为一种扭曲力。问题关键在于，完不成目标怎么办？如果和往年一样硬目标软约束，则难免会沦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如果硬目标硬约束，与安监局“铿锵决心”同样“震撼人心”的，有可能就是地方政府玩“诡辩、遮羞、腾挪”的把戏，握着手里的“调查”底牌，弄虚作假、漏报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