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由国际核安全领域的专家提出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被世界各个国家、各种行业的安全界所广泛接受并得到应用，例如在交通运输(包括航空、道路、铁路、海上等)、建筑、化工、采矿等危险性较大的行业，甚至在军事、医疗等领域都普遍引入了安全文化的概念和方法。由于安全文化这一术语以及其思想观念已经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于各个国家的安全工作中，包含有“安全文化”的词语并且对其进行论述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以致于在谈到国外安全文化的应用现状时，反而不知从何下手。这里，根据有代表性的生产行业的情况，介绍国外安全文化发展的现状。
       
        一、工业领域安全文化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安全文化的系统化发展，起源于核电工业。由于核电工业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该行业仍然是当前安全文化研究和应用最活跃的领域，其取得的安全文化成果也逐渐向其他领域渗透。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在1986年提出安全文化的概念，并于1991年发表名为《安全文化》的报告(即INSAG-4)。在INSAG-4中，安全文化的概念首次被进行了定义，并且这一定义被世界许多国家的许多行业所接受，得到广泛的认同。
        此后几年，IAEA在分析了全世界安全文化快速发展形势的基础上，认为对安全文化除了在概念上应该明确以外，还应该对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有更加明确的评价方法，因此在1994年(1996年进行了修订)制定出了用于评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Assessment of Safety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Team Guidelines)。该指南明确提出：在对安全文化进行评价时，应该考虑到所有对安全文化产生影响的组织机构的作用，因此除了核电运营组织以外，政府组织、研究和设计组织都应该被包括在考虑范围内。基于这种认识，《ASCOT指南》给出了若干有关安全文化的表征(Safety Culture Indicator)，即：
        1．政府组织
        ①政府的安全承诺
        ②法规的制定机构
        2．运营组织
        (1)合作水平
        ①在合作水平上的安全政策
        ②在合作水平上的安全实践
        (2)工厂水平
        a、强调安全
        b、职责的确定
        c、经理人员的遴选
        d、工厂管理与规章制度的关系
        e、安全绩效的审查
        f、培训
        g、工作岗位的实践
        h、管理人员现场监督
        i、工作强度
        j、管理者的态度
        k、每个员工的态度
        3．研究机构
        对安全分析的研究
        4．设计部门
        ①安全方面的设计规划
        ②设计的评审过程
        为了使组织机构可以对上述的安全文化表征进行自我评估，在《ASCOT指南》中列出了一些问题，各组织机构可根据自身的情况对照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从而确定安全文化的状况。该指南还提供了详细的信息和时间进度表用于组织机构制定ASCOT评审的计划。
        1998年，IAEA发表了安全系列报告中的第11号(IAEA Safety Reports Series No．11)：《在核能活动中发展安全文化：帮助进步的实际建议》。该报告指出企业发展和强化安全文化要经过三个典型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是对复杂的安全文化发展过程的简化。实际上，安全文化发展三个阶段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一个组织在发展安全文化的过程中，也许并不表现出这三个阶段所描述的特征，而是以其他方式发展。尽管如此，该报告所提出的安全文化发展阶段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并且对安全工作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IAEA认为，在安全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安全上的进步通常是通过工厂的安全防护技术来实现的，这些防护技术遵循在《用于核电厂的基本安全原则》(INSAG-12，1999)中所提出的一些原则，以及使用基本的系统和过程来控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改进安全工作的动力一般来自于满足法规要求的需要，而改进得以实现是由于使用了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专业人员的结果。职工们倾向于认为安全只是管理者的职责，与己无关，是由其他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
        在安全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组织应该建立了用清晰的语言描述的安全价值观或安全目标，并且建立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程序。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考INSAG的第13号报告——《核电厂运营安全的管理》(INSAG—13，1999)。在这个阶段，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会注意到，系统化、文件化的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规定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工作被计划得很好并且优先考虑安全。然而，在许多企业中，这一阶段的安全对于员工个人来说仍然处于被动的状态，其原因是员工没有参与安全事务的商讨和决策，并且被安全专职人员监视和监督。虽然在这一发展阶段上，能够产生要求工作于安全环境之中的意识，但是并不是在员工个人和班组水平上的对安全的自觉承诺和认识。
        实现安全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许多组织正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达到这个阶段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安全的远见和价值观被要求充分共享；组织中绝大部分员工始终如一地、自觉地、积极地参与到强化安全的事务当中；安全是组织内的“血脉”，不安全的作业条件和行为被所有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被公开反对。这种“自律”的安全文化可以创造出“安全自我学习”的组织。
        IAEA还认为，一个组织在向安全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努力时，不能幻想跨越前两个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三阶段，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实现良好的安全绩效需要有基于服从的文化的规章制度和高质量的工程技术的保障。
        为了帮助核工业组织向安全文化的第三层次发展，INSAG又于2001年发表了《在强化安全文化方面的关键性实践的问题》(INSAG—15，2001)。在该报告中，INSAG给出了关于安全文化的23个关键问题，共分为7个方面，即：
        (1)(安全)承诺(含3个问题)。
        (2)程序的使用(含3个问题)。
        (3)保守(避险)决策的制定(含3个问题)。
        (4)一种(事件)报告性的文化(含3个问题)。
        (5)反对不安全行为和条件(含3个问题)。
        (6)一个(安全)自学习的组织(含4个问题)。
        (7)基础性的问题：交流、明确的优先性事务和组织(含4个问题)。
        组织机构可以根据这些问题进行自我测试，以明确自己在安全文化发展上所处的位置，为进一步发展找准方向。
        亚洲地区核合作论坛(FNCA，Forum for Nuclear Cooperation in Asia)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文化发展与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该论坛的前身是1990年成立的亚洲地区核合作国际大会(ICNC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Nuclear Cooperation in Asia)，每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一次，其目的是在相互信任和深刻理解和平利用核能的基础上，促进各成员国的合作。目前的成员国有：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南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共9个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派员参加。在1999年的第十次大会上，决定将ICNCA更名为FNCA。在1996年5月召开的第七次大会上，澳大利亚代表提议在核能安全文化上进行区域性合作，该提议被通过并决定从1997年起每年召开一次“核安全文化项目研讨会(Workshop of the Nuclear Safety Culture Project)”。其目的是：在各个国家之间建立交流安全文化发展的信息的论坛；促进各国在非动力反应堆设施的国家政策上应用安全文化的原则；开发安全文化的评价工具，并按年度报告用这些工具所评价的安全文化的指标；促进核安全大会所制定的原则应用于研究性反应堆。
        从1997年开始，核安全文化项目研讨会已经召开了5次，其中2000年9月份的第4次会议，是在我国上海召开的。各次研讨会的简况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