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合臣向记者讲述其出租生涯和遭遇

　　有一件事让贾合臣觉得很没有面子。那就是自他开上出租车以后出现的窘境。
　　曾经有一段时间，作为家里顶梁柱的贾合臣几乎是整天呆在家里，闭门不出。他觉得自己很窝囊，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出门更没脸见人，连同亲戚朋友之间正常的交往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贾合臣与妻子周淑莲的感情也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而这一切，都是贾合臣干出租以后出现的情况，是出租车改变了贾合臣的命运。
　　的哥贾合臣的“噩梦”
　　向记者提起开出租的经历，贾合臣显得颇为感慨万千。
　　今年刚刚40岁的贾合臣，出生于北京平谷县夏各庄镇安固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算得上是一个有头脑的人物。1983年，贾合臣开始干个体，在夏各庄镇开了一家大的电器修理部，生意越做越红火。在夏各庄，贾合臣是改革开放后不折不扣先富起来的当地人之一。“那时在我们那里，只要是提到我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也算是小有名气吧！”回忆起那段日子，贾合臣心里仍然有一种自豪感。
　　在贾合臣的印象中，有些日子，只要打开电视，几乎整天可以看到出租车广告。许多出租车公司宣称有出租车出售，一年能挣很多钱，同时还向投资者许诺可以将出租车连同出租车经营指标一起出售给投资者，公司只收取少量的管理费；投资者不仅可以自己当老板，自主经营，而且到车辆报废时，投资者还可以自己去更换新车，继续经营；若投资者不想干，想卖车，可以自己做主随时转卖他人，这些事情公司一概不管。
　　贾合臣正是被这些出租车公司抛出的诱人诱饵所诱惑， 对出租车这个新兴行业十分看好。
　　1994年，贾合臣将本来生意不错的修理部以4万元卖掉，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些钱，用10.3万元钱开始干起了出租。
　　贾合臣就这样当起了出租车老板。刚开始，他专门聘请了两个司机替自己开出租车，自己是纯粹的老板。最初接触这一行，“那个时候，觉得这出租车就是自己的。”
　　贾合臣说，“你别看是夏利，在当时也算是好车，再加上轿车还没有进入普通家庭，自己有车，同时还可以挣钱，这种感觉挺好的。”
　　当时，贾合臣给两个司机每月4000元工资，按双班给出租车公司每月2300元管理费，除了油钱等剩下的全归自己。贾合臣说，“尽管每月进帐不多，有时甚至不如司机挣的多，但考虑到可以长期经营，也没怎么考虑急着挣钱。”他还说：“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回家歇上两三天，对车也很爱惜，精心呵护，不像现在人车都在透支生命。”也许是压力不大，贾合臣那时每天的心情都很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越干越上瘾，越干越高兴！”
　　出租车给贾合臣带来的不仅是心情的巨大变化，还包括性格的转变。贾合臣告诉记者，在他开出租以前，自己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但自从与出租车行业结下不解之缘后，他自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贾合臣说他因为很愿意跟人家去交流，自己也变得很有人缘。
　　最初，出租车公司管理相对亦比较松散，贾合臣一下交了两年的管理费（管理费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车份钱”），领了很多的发票（贾合臣称这些发票后来根本没用完，至今家里仍有不少，这是后话。），也不用像别人那样经常去公司“开会”和“学习”（主要是交管理费）。渐渐地，贾合臣爱上了这个行当。
　　天有不测风云。经过90年代初期几年的快速发展，至1996年，北京出租车总量已趋于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出租车行业进入了清理整顿时期。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局为控制出租车总量，清理出租公司给司机“变相卖车”问题，提出：所有由司机出资购买的出租车，一律由公司收回。后来又出台了让不少出租车司机“咬牙切齿”的“倒算法”。像贾合臣这样的出租车司机对行业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然不知，当听到小道消息说要“收车”时，贾合臣刚从首汽退出，旋即又从通福利公司以13.5万元买下一辆二手夏利车及出租车运营指标不久。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钱变得没有以前好挣，为了降低成本，贾合臣开始辞掉了一个聘用的司机，后来干脆一个也没留下，自己每天跑单班，这样管理费比双班每月少了600元。但行业发生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使贾合臣的心里如同压上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噩梦开始向他袭来。
　　贾合臣当初花13.5万买的二手夏利，其中7万元是购车款，5万元为购买出租车运营指标款。按照所谓的
　　“倒算法”，公司并不是将司机购买出租车运营指标的钱退还给司机，而是司机可能倒贴钱。十三万五千块钱，对贾合臣来说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况且，这些钱当中，还包括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钱。
　　这些钱会不会打了水漂？公司什么时候开始收车？会不会强制收车？……诸如此类的问题开始日夜困扰贾合臣。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只有在公司没有收回车以前，尽量把成本捞回来。于是，贾合臣开始玩命地干。一天工作比以往增加3—5个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十七八个小时。每个月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在家好好歇上两三天，只在每月回平谷交份钱的时候回家一次。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对贾合臣身体损害不小。
　　贾合臣说，他没开出租以前，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干到一年左右的时候，经常感觉胃涨、积，吃不下东西。两年的时候发现消化不好，真正得了胃病。又过了一年多，右腿开始疼痛，脚踩离合器的时候疼痛得更加厉害。白天还能坚持过去，但到了晚上回家时，有时下地都走不了路。起初到中日医院等几家大医院都没有查出病因，后来才被确诊为内风湿，是车内空调所致，属于职业病。再后来，他又得了肝炎，他家没有遗传，医生说是跟劳累和开出租饮食不卫生有关系。
　　2002年，贾合臣与公司的合同到期，公司当初承诺的出租车指标归投资人和更换新车成为泡影，贾合臣与通福利公司终止了合同关系。他粗略地算了一下，自1994年自己开出租算起，除去家里的开销，所挣的钱差不多有20多万，跟两次购车的钱不相上下，等于白给出租公司打了几年工。他现在还欠别人3.5万元，都是干出租的时候借的。2002年，通福利公司要收回出租车及其牌照，只给5000块钱，贾合臣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大当，并且还落了一身病，气不打一处来，拒绝了公司收回旧车的要求。
　　贾合臣向记者道出了这些年他对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总结。他说，出租公司和司机都有自己的“三部曲”，出租司机的“三部曲”是“借款投资做发财的美梦”、“噩梦”和“两手空空一身病”。
　　贾合臣的肝病现在还未见好转，他每天都得坚持吃药，不能中断。贾合臣服完药，一边讲述遇上好心人的经历，一边拿出一大叠材料。这些材料，许多是他到医院看病的病历，也有当年购车和交管理费等各种各样的票据。贾合臣说，他现在的肝炎用药是一种进口试验新药，是地坛医院一位好心的大夫给照顾的。贾合臣说他患的这种病不治不行，但这种药一个月要服一瓶，每瓶值五六百块钱，“如果要我自己掏钱，我肯定是买不起的。”
　　2002年，贾合臣不干出租以后，有一段时间很消沉，出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种情况。妻子没有工作，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夫妻俩的感情也出现较大的裂痕，两个人差点离了婚。后来，由于孩子的两个舅舅比较有钱，不希望他们夫妻离婚，也怕贾合臣在家里憋出事来，拿出了几万块钱在城里帮他们买了一套房子，让他们从农村搬进了城里，重新安了家。妻子周淑莲在城里开了一家小五金店，开始赔钱，现在好些，但贾合臣说“现在一年才挣一两千块钱。”不能指望它维持生计，不得已他借钱买了一旧车干起了黑出租。
　　贾合臣对记者说，“我们当地，以前很多不如我的人现在都比我好，有的人还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他觉得自己过去是个能人，思想并不落后，能力也不比别人差，但事实是“今非夕比”，现在欠了债不说，还靠别人救济生活，终觉脸上无光。“如果当初不是开出租，而是用十多二十万块钱干别的，没准儿早就发了。”贾合臣说，“毕竟这么多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安康之忧
　　在出租车行业，北京的哥可以说是典型的“拼命三郎”。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京城的哥的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50岁以下，通常没有太高的文化。这个年龄段的人大致上有老下有小，肩负着家里经济上的重担。同时，由于他们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又不高，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谋生，干出租可以说是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他们挣的是真正的辛苦钱，是用身体换来的血汗钱。
　　让我们走近几位的哥，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看看他们自己以至他们的家人，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
　　——今年40余岁的吴连军，系北京某出租公司司机。吴家有五口人，包括两个孩子和一70多岁的母亲，夫妻均为农民，只有每人4分口粮地。1993年吴连军进入出租车行业。最初以6万元从公司买下一辆昌河“小面”及出租车运营指标，从事出租车经营。
　　1996年4月，公司要求换车，在出租运营指标继续归吴连军的的情况下，吴连军借了15万元钱，凑足17万多元交给公司更换了一辆新桑塔纳（吴称若没有出租指标需要再加5万块钱），过户又花了5000块钱。
　　因为“收车风波”，从1998年开始，吴连军吃住都是在车上，晚上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在宾馆饭店等附近 “趴夜”。
　　2002年1月，吴所在的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所兼并，实行强制收车未果，于是将吴连军告上法院。为不让对方知道车在何处，吴连军将车藏在自家院子类似地窖的地下室里。
　　这场纠纷和官司期间，吴连军的妻子没少担惊受怕，但最终等来的却是败诉的结果。在接到法院通知的当天，吴连军的妻子气急上火，突然变得神经质，一病不起。
　　为给妻子治病，吴连军虽负债好几万，但妻子的病至今未能痊愈，现已变成了一个嘴歪眼斜、有精神病症状的非正常人。吴连军本人颈椎、腰椎、胃等都留下了病根。
　　——也是40多岁的贾体发开的第一辆出租车，是用12.7万元从一公司买下的有运营指标的二手夏利车。这12.7万元，全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可是开上这辆出租车才一年半，公司就要收车。
　　公司方面对贾体发说，你要接着包也行，但性质变了。所谓性质变了，就是说，你可以接着干，但车已经不是属于你的了，每个月得多交两千多块“份钱”。
　　贾体发是那种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人。其时，贾体发连一半的买车钱都还没有挣出来。“当时，虽然为此事着急，但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贾体发说，因为“这车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没有办法，那就抓紧干吧。”
　　这一干不要紧，一天一宿仅24小时，贾体发每天都干十六七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8至20个小时。贾体发的体质本来就不怎么好，再说，再怎么身强力壮的人，也经不起长期超负荷的体力透支。再加上心理压力大，为出租车的事情上火，贾体发开上出租仅仅两年时间就突然得了“脑血栓”……
　　——37岁的吴连庆提起自己贤惠的妻子有许多的悔恨和内疚。由于吴连庆忙着开出租挣钱还债，没钱给妻子看病和进行及时治疗，妻子的病逐渐加重，最终由肺结核转变成了肺癌。2004年2月7日，妻子在饱受了痛苦的折磨后，撒手而去。也许，是由于内心的伤痛，吴连庆说，他不愿在人前提起妻子的事情，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妻子。
　　如今吴连庆不仅失去了爱妻，负债累累，而且也落下了一身病。“颈椎不行，经常腰疼。”吴连庆对记者说。
　　——张国华出生于1975年，今年只有30岁。与很多较早从事出租的的哥不一样的是，张国华没有多花购买出租运营指标这部分冤枉钱，但他却真的很不幸运。
　　2000年，张国华在交了三万元押金后承包了一辆夏利出租车，满以为凭借这辆出租车可以挣到钱。可是谁知这台旧车车况不好，头四个月，光修车的费用就达到8000元。为此，张国华曾找到公司，要求退车或者换车，交涉未果，只好又继续干下去。
　　由于经常修车，车份钱又高，为了支撑着那个家，张国华每天不得不超时工作。据与张国华曾经住在同一个出租房里的的哥回忆，张国华经常是在别人已经睡了的凌晨一两点钟回家，然后早晨天不见亮第一个出门。
　　悲剧终于发生了。2000年5月13日，张国华在开车回公司交份钱的途中在云峰寺附近，由于长期疲劳驾驶，与一辆对面开过来的捷达相撞，对方在送往医院抢救中死亡，张国华当场晕死，经抢救虽捡回了一条性命，但身上多处受伤，成为5级残疾，左手由于神经受损，失去活动能力，形同虚设，如今肌肉已严重萎缩。
　　尽管的哥们的故事情节不一样，但命运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令人感叹且值得深思。
　　拿什么关爱的哥？
　　京城出租车司机在行业垄断体制下长时间超时劳动、透支生命的现象已不再是什么秘密。经过“收车风波”之后，北京的出租车所有权现在基本都已经归公司所有，司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今，北京的出租车基本上都是实行承包经营，一辆夏利车司机每月上缴的“车份钱”，也由过去的1000多、2000多攀升到现在的四五千元。
　　由于近几年北京出租车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过去平均一小时能挣30元，现在挣得越来越少。在“车份”见涨和油价等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司机只能靠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取自己维持生存的劳动报酬。
　　在记者的采访中，司机们对出租公司收的车份钱意见都很大。
　　“现在的车份钱实在是太高了！”11月5日上午10点半，亚运村名人国际大饭店，新月联合出租车公司一位正在排队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机如是说，“我现在份钱是每月4700元，每天干13个小时左右。一个月，弄好了，1000多块钱，弄不好，就只有几百。”“你想，就这么点钱，怎么养活一家人？”“若要想多挣钱，只有多干一两个小时，但身体又实在是受不了。”这位的哥大倒苦水。
　　一会儿，后面一位北汽九龙的的哥得知记者身份后上来对记者说：“你得替我们好好呼吁呼吁，要不我们真是没法活了！”这位开奥迪的的哥说他感冒发烧，也不敢歇着，他是早上9点出门的，“现在一分钱也还没有拉着，心理着急。”和记者说话时他让记者离他远点，记者伸手握了握他的手，果然很烫。他还说“现在开出租，个人不挣钱，就公司挣钱。”
　　当天下午5点，港澳中心饭店。闫师傅一边等活，一边就着自带的白开水吃着面包片。看到记者走过去，他冲记者微微地笑了笑，但笑得有些苦涩和勉强。闫师傅家里负担很重，上有老下有小。有一女儿正上大一，一年得花一万多块钱。“我现在才拉了刚好200块钱，今天还算不错。”他说，“可能要工作到夜里10点半或者11点才能持平。”谈到车份钱，闫师傅说，“压力很大，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这个。”
　　11月9日5点半钟，在北京站附近趴活的一富康司机说他当天很倒霉，出门就遇上堵车，由于心情不好，一气之下他回家歇了一趟。他说“我今天才拉了87块钱，昨天一共也才143元，连车份钱都不够。”他怕记者不相信，从计价器里将两天的记录调了出来让记者看，果真如此。
　　开出租车是一件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工作，在开车的过程中，司机不仅要观察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有没有人打车，还要注意路况与各种交通标志，不能违章。长期疲劳驾驶会使出租车司机思想麻痹和注意力降低。因而，劳动时间严重超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广大司机职业病发病率的不断上升和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
　　据华夏时报10月25日报道，10月24日上午11点半左右，一辆载有女乘客的出租车行驶至东三环农展桥附近时，司机赵某突然猝死。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仍然向前行驶，女乘客情急之下不得不跳车逃生。近年来，北京不断出现出租车司机猝死和由于疲劳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和车祸的情况。一位曾经因为疲劳驾驶差点命归黄泉的的哥，11月12日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他现在所在的公司今年就已经有四位出租司机因为疲劳驾驶而丧生。
　　不久前，宁波市有关部门曾经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对该市2000名左右出租车司机免费进行体检，体检结果显示，有病和处在亚健康状态的出租车司机占60%以上，主要是患有脂肪肝、乙肝表面抗原阳性、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疾病等各种职业病，不少出租车司机由于生活不规律，还患有胃病，而开车时间长一点的司机通常颈椎、腰椎也有问题。
　　出租车作为一种很普遍的公共交通工具和一个流动的公共场所，司机与乘客又同处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假如司机长期行驶在疲劳驾驶的边缘或者是有传染性疾病，乘客的健康与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和构成威胁？
　　不包括黑车，北京大约有6.7万辆出租车，十三四万个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关系到大约十三四万个家庭的命运，谁又来为他们构筑一道健康与安全的屏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