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安全工作是杜绝伤亡。”这就是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建设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安全生产专家方东平对自己从事建筑安全研究工作的解读。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建设管理系教授方东平从研究建筑结构到建筑安全，由安全管理到安全文化，再由安全文化到安全行为，专注于建筑业安全与健康的研究15年。其间，完成了30余项研究课题，发表了近200篇论著。
　　建筑工人需要安全保障
　　1985年，方东平毕业于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1993年取得九州大学土木学科工学博士。1997年开始，从事建筑结构研究的方东平开始关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人的安全问题。起因是他承担的一个国家攀登计划的子课题需要对建筑施工中的临时支撑结构进行现场实测。方东平带领学生在施工现场工作了2个月，与现场的工程师和建筑工人有了密切的接触，深知建筑工人在施工现场经常身处坠落、触电等危险之中。“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建好的房屋要坚固耐用避免伤及生命，同时也应该去关注建设这些建筑的工人的安全与健康。”此后，方东平和他的研究生团队开始投入大量精力关注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并于1999年与香港金门建筑合作成立了（清华-金门）建筑安全研究中心。1997年方东平开始研究建筑安全问题时，《建筑法》《安全生产法》都没有出台。工程项目的管理更多关注的是工期、质量和资金等，安全经常被忽略。他带着学生深入企业和工地，开始投入大量时间研究在建工程的安全管理。2004年《建筑工程安全管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他的团队在建筑安全管理领域已经走在了前列。
　　“建设工程项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参与方众多。多年的思考和研究告诉我，甲方也就是业主才是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关键”。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甲方的安全责任不多，但是甲方在安全管理上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东平发现施工现场发生的事故很多与业主要求赶进度有关。承包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可能把安全做好。
　　培育安全文化，强化安全意识
　　“安全管理体系对解决建筑业的安全问题很重要，但要让管理要求落到实处，要让管理措施真正有效，先进安全文化的培育不可或缺”。2003年开始，方东平和他的团队受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的委托，参与完成了安全环境指标与安全文化量测工具研究与开发。与金门建筑有限公司的合作，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安全文化的重要性。研究过程中，他常利用空闲时间考察香港的安全管理方法，使他深感安全文化的重要性。他说：“香港的安全管得很到位，政府、企业都会主动为安全花钱，新开发的测评软件都是免费向香港的企业发放。这是一种安全文化的体现，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安全管理中，我们通常将防护用品简单地视为保护工人不受伤害，或减轻伤害的工具，其实它们还是安全的符号。安全帽、安全鞋、耳塞都是一个企业的安全文化的载体，企业应该把为工人配备个人防护用品上升到安全文化的层面对待。” 长时间研究建筑安全，方东平对安全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理解：“安全文化的提升是企业树立形象，工人获得保障，安全得以实现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让安全文化影响工人的行为
　　在研究中，方东平最为关注的就是工人的行为，包括安全文化怎样影响工人的行为，安全文化和工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说：“建设工程施工中最直接的受害人是工人，事故发生的最后阶段也是由于工人的操作不当导致的。但是在很多事故中，导致危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工人。”经过多年投身研究工地风险测评和安全管理，方东平深知基层一线工人的艰辛和不易，并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责任感。
　　“很多事故表面上看是工人引起的，但是往深一层研究会发现问题出在管理者。”方东平专注于研究不安全行为，包括工人行为、管理者行为、领导行为。他不希望再出现，诸如工人发现有隐患，向上报告，但是没有人理会，工人只得继续工作，最后导致事故的情况。
　　要求学生走出校门
　　走进工人的生活
　　“我们做安全工作首先要明白其意义所在，我们的性质和医生一样，都是在救命。但医生是出事后救人，我们做的是预防事故。”从教近20年的方东平教授，他的教学理念和育人方式都体现出对安全的重视，对生命的珍视。
　　为了让建设管理系的学生能够了解建筑业的状况和建筑工人的疾苦，方东平在《建设管理调研》这门课程中要求学生走出校门，探访建筑工地，与至少15名农民工面对面交流。当年的大二学生吴凡利用暑期的时间，去了清华大学附近的几个工地。农民工邀请他进入工棚，所见所感无不让他震撼。亲眼看到拥挤的小屋排着十多张床，看到恶劣而嘈杂的工作环境，他真正了解了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体会到他们的日子是多艰苦。从此，他树立起了自己的目标：在步入社会后，要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农民工的安全和健康做一份贡献。
　　从事建筑安全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5年，方东平教授已经成为一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在欧洲和澳洲的多所学校担任过访问教授，多次受邀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做主题报告，在多个著名的国际学术刊物担任编委会委员，并在相关的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但在采访中，他谈的不是这些功名，而是建筑工人、生命价值、安全文化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