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诊断机构太少，是患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据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提供的2012年数据显示，一些省份一半以上的县没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全国有60多个地市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个别省全省范围内只有1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然而，更大的困难是，职业病诊断报告需要单位开具劳动关系证明，而很多企业没有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患者无法证明与企业存在过劳动关系。

　　我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等材料。

　　据义联律师韩世春介绍，职业病接触史等资料都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而患者很难从用人单位手中获取自己职业病接触史的材料。“一旦患者的职业病获得认证，就可能意味着单位的赔偿义务。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职业史证明，甚至干脆否认劳动关系。”韩律师说。

　　义联的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在提出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曾经因为材料不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过，其中因为缺少劳动合同、职业史证明被拒绝的达83%。

　　即使艰难地通过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这一关，要获得赔偿，患者还需走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等相关程序。

　　义联的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工伤处理的程序可以达到10项。依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与工伤处理实务的操作情况，正常程序全部走一遍，时长需1149天。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仲裁申请，工伤处理程序最长则需要1514天。

　　此外，在和工伤系统衔接时，还有可能出现因为时效问题，导致职业病患者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由于工伤认定必须在职业病诊断作出的一年内进行，而一些患者如果因为不知情或者因为治疗的原因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则很有可能因为过期而不被受理。

　　困难还不止这些。义联的调研显示，当工人通过繁琐而艰难的法律程序，确认了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并获得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后，有72.4%的用人单位拒绝赔偿。被拒绝的工人不得不启动工伤保险待遇的仲裁和诉讼程序。

　　在获得仲裁或诉讼的支持后，由于用人单位的继续抵制，有29.1%的工人提起强制执行手续。这些要求强制执行的工人中，只有50%得到赔偿，27.8%的工人表示申请后法院没有采取执行措施，11.1%则遭遇无财产可执行的窘境。

　　工伤农民工维权门槛

　　“80后”的年轻公益律师王胜利接触工伤农民工维权领域已有数年时间。他对记者表示，当前工伤农民工维权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工伤私了较为普遍;二是依法进行维权;三是非法维权。

　　王胜利认为，造成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农民工维权程序复杂、成本高。据测算，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最少也要3年9个月左右，最长的则要6年7个月。高成本的维权使很多农民工不得不选择私了，以牺牲自己的部分权益来换取尽早拿到赔偿金;其次，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另外，在工伤案件中，一些用人单位在事发后，打“官司”的成本低，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会耗去大量的精力，不少农民工因为这种原因，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何才能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呢?王胜利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代理实践，总结出了《工伤保险条例》实践中的41个难题。而在他看来，在我国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今天，这其中的相当多难题仍然是无解的。

　　王胜利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工伤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当前要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二是坚持部门配合的原则。农民工分布点多面广，各个部门应在自己职责的范围内做好工作，齐抓共管。而在法律范畴内，当前的重点还是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和执行环节上。此外，切实维护这个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也需要有更多的公益律师和负责任的媒体参与，为他们鼓与呼。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劳动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