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要求让诊断机构陷入了窘境，诊断机构取证时，经常碰到企业对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否定的回答。有些职业病防治机构，经过一番辛苦最终帮助劳动者获取材料，但拿到的材料却也可能会发生劳动者不认可的情况。对于这种材料方面的争议，诊断机构作为技术机构，只能诊“病”，不能判断来自“职业”的真伪，因此依然无法受理。

　　如何确保劳动者顺畅地拿到取证材料？“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出面，只有他们能够以检查的方式迫使用人单位提供材料，但目前监管部门的责任落实不力。”

　　李涛说，可以明确的是，监管的重点要放在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多为私营企业，从2010年工业企业的普查数据看，私营企业吸纳工业企业就业人口占到全部工业就业人口的45%，庞大的人口比例，让其成为职业病防治的关键。中小型私企多数是劳动力密集企业，生产工艺一般，不可能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可能更多是手工操作，造成接触危害的几率高。受条件、人员限制，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往往职业病防治设施不到位，防治意识差。

　　“今年年初，受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委托，我们在全国6个省市进行了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现状调查。很多职业病患者表示，在患病之前，对职业病本身完全没有概念。这些劳动者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职业病防治意识薄弱，甚至对于在矿区工作要不要发口罩，都不知道。”李涛说。

　　庆幸的是，现在已有一些劳动力输出省市，在农民工外出务工之前，专门组织他们对职业病防治做适当的培训。

　　尘肺病是占比例最高的职业病吗

　　说起职业病，目前公众最常想到的就是尘肺病，然而从全国范围职业病的发展趋势看，尘肺病一直是比例最高的职业病吗？李涛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在现代社会，电脑综合征引发的鼠标手、信息焦虑等都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病，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职业病。法定的职业病是依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对某些职业病达到全部赔偿的水平，就纳入法定范畴，否则就先确定一些重点职业病。

　　比如在日本，过劳死、腰痛都算法定的职业病。在韩国，部分心脑血管疾病也纳入赔偿性疾病。这些国家人口相对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

　　我国确定的法定职业病目前是10大类115种。“在这10类115种职业病当中，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炎，发病非常普遍。这两种病种虽然列入了职业病名单，但在报告中却不是比例最高的。对劳动者而言，这几种病比较好治疗，歇几天就缓解了，也不需要通过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专门的诊断书，因此通过职业病诊断机构报告上来的并不多。”李涛说。

　　尘肺病的确是报告上来的职业病当中占比例最高的。在职业病报告的病例中，尘肺病比例的历年平均水平是85%以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尘肺病情况在50年代最为严重，60年代初期稍微好些，80年代后期病例数量又开始上升。卫生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报告的尘肺病病例比2008年又增加了30%，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

　　因而，尘肺病查清楚了，三分之二的职业病就基本清楚了。从尘肺病的管理角度，职业病重点监测内容包括矽肺、煤工肺还有石棉肺。一些职业性肿瘤和中毒也是重点监测对象，后两类加起来接近10%左右。

　　被隐藏的职业病人如何发现

　　职业病报告的病例数据作为防治措施的重要依据，有时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地方在汇报职业病诊断报告数据时，考虑到社会影响和对当地的招商引资的负面影响，往往不希望职业病患者显得“很多”。

　　“比如发生职业中毒事件后，地方政府就会说，别把这个当做职业病诊断，当成一般事件处理算了。”李涛说，因此报告上来的职业病数据存在一定的偏移。

　　既然这种被动式的报告很难获得客观的职业病病例数据，那么怎样才能发现那些被隐藏的职业病人？

　　2009年，卫生部在全国建立了职业病检测哨点。2010年12月底，卫生部对地方职业病哨点监测工作进行了检查。

　　在河北某县进行铅中毒筛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对全县所有铅作业相关企业进行了逐一排查，对在岗职工逐一安排体检。某企业因为生产任务少，只有90多人在岗，而按照企业提供的名单追查，发现还有100多人已脱离企业，返回村里。检查人员又到农村追踪检查，通过追踪，又发现几十名疑似病人，这些人很快接受了进一步的诊疗。李涛认为，这种职业病监测通过追踪，强化了职业健康监护，解决了农民工的流动性问题，关照了那些被遗忘的群落。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职业病监测体系，其实在2009年下半年，已经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开始探索。职业病防治机构对重点监测职业病进行监测，对监测企业建立档案，形成队列，将企业里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员工纳入到职业病体检中。

　　但是上述体系依然遭遇老问题：职业病防治机构作为技术机构，如何确保能够进入企业？确保让有关职工参与体检？“目前来讲，技术部门和职能部门的配合状况颇令人担心。”

　　技术、监督部门原来都属于卫生部门，职能调整后，技术、监督部门分开，职业健康监护的监督、检查职能现在分到国家安监总局。安监部门与卫生部门怎样更默契地配合，短时间内有挑战。

　　“眼下，这种监管就已浮现问题。职能调整的消息很早就传出来，原来卫生监管部门有点军心涣散，没有心思再做监管工作。另一方面，中央只调整中央层面的监管职能，地方的调整由省里决定，今后很可能出现地区的差异。”李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