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前民航总局局长、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杨元元携其翻译新书《最高职责》在北京参加北京湛庐文化传播公司为其主办的媒体见面会。在见面会上杨元元除了谈其译书的过程与体会外，更强调现阶段在我国交通事故、煤炭安全事故等屡见报端的情况下，要保证安全生产问题必须解决整个系统性缺陷，完善相关制度、构建企业文化。《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就此对杨元元进行了采访。

　　安全问题需解决系统性缺陷

　　记者：怎么理解保证安全生产问题需要解决系统性缺陷？系统性缺陷主要是指那些方面？

　　杨元元：安全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的问题。《最高职责》是以“哈得孙河迫降”事件引发以安全生产、有效管理、追寻生命意义为主题的励志图书，里面重点讲的是就是安全。保障安全，就要从系统上找出缺陷并着手解决。比如航空安全问题解决，不光是飞行员，也不光是维护飞机的人，是整个公司的事情。它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制度、需从文化上、制度上来解决。

　　铁路、民航、公路等一些交通事故，之所以发生很大一部分是存在系统上的缺陷。比如最近发生的一起重大铁路事故，它不可能是火车司机一个人的问题，也不可能是信号员的问题，它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和问题。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想法从系统上解决问题，光处理一个干部，或者光处理司机，或者光处理局部调度工作人员，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必须从包括管理、技术在内的系统上解决。

　　记者：您在翻译新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关注国外发生交通等安全事故是如何调查处理的？

　　杨元元：在《最高职责》的后面，我在原著两个附录的基础上加了一个附录。这新加的第三个附录就是介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哈得孙河奇迹”事件调查报告的摘录版本。美国有一个直属国会的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负责调查包括空难在内的所有的交通运输事故。“哈得孙河迫降”事故，虽然没有死人，但是美国也管它叫事故。

　　“哈得孙河奇迹”事件调查报告列出了44条事故调查认定结论，全面校核了“哈得孙河奇迹”事件机组资质、当事客机设备设施性能，以及机组从起飞到最后一名乘客脱险全程操作的责任判定。报告的第4部分还向美国联邦航空局等多个政府部门提出了数十条可操作、媒体和专家可监督的安全建议，篇幅长、内容实，完全向社会公开。

　　相比之下，我国民航、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在多次死伤事故后，对事故信息讳莫如深、对责任担当惜语如金，自然无从建立让人放心的安全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构建系统性安全

　　记者：在安全管理的问题，您提到需上升到系统和文化方面。我们怎样从系统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安全管理？

　　杨元元：关于系统和文化说起来很抽象，但可以用一个比较务实的说法，即对安全上每一件小的问题都不放过。在处理这些小问题时，不是单纯解决一个问题，要从它的周围去给它挖掘，再扩大再挖掘，这样把它周围问题都挖掘好了，问题也便解决了。

　　原作者在这本书中举个了例子我翻译过来了，一个飞行员坐一个飞机，把开关关错了，飞机没发动机开始下降，幸好最后发动机又重新启动。后来航空公司发现这两个发动机开关位置放置不恰，改变位置了。这就是从整个系统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务实的理念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安全对我们每个人重要性毋庸置疑，您很长时间领导国家安全管理工作，从文化角度讲安全，国内有哪些比较好的企业案例可供参考？

　　杨元元：这方面我们国家也有很好的例子。我前一段时间去山东枣庄发现枣庄煤矿集团的整个企业系统和文化都做的特别好，值得推崇。这个企业非常注重一线员工的发明创造，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的发明创造，比如井底下有支架，支了怕塌了，这个支架形成水平线，这样撑才比较好。员工用铁链子，几个环一扣，只要这个环一拉紧，铁链子就直了。这样一个小的发明，比过去拿尺子量半天要好得多，枣庄煤矿集团就用职工的名字来命名这项技术。

　　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是很注重企业文化，注重调动一线员工的积极性。比如总装车间上，有装底盘的东西，底盘比较高，有半米高一个台子，装的人一边走一边退，到后面去，就可能要掉下去。后来装了一个激光管，到了固定位置，灯一量，告诉还有一米到头了。所以企业文化就是让大家都关注安全，都把安全作为自己的事儿，这样这个安全就能搞好。这样做比几个领导，几个检察员忙来忙去要好得多。文化一旦提起来了，安全解决起来也就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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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职责》是美国全美航空公司飞行员切斯利·萨伦伯格的传记，讲述了其个人的成长故事，并解析了这背后相关的制度、文化奥秘。萨伦伯格因在2009年1月15日将引擎熄火的飞机成功迫降于哈得孙河上，使机上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幸免遇难，收获了 “哈得孙河奇迹”传奇机长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