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最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早在草案期时就广受期待，其中法律条文的增改许多倾向于国计民生，针对食品安全监管漏洞，新修正案增设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用于督促和惩治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失职渎职行为，本文将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能切实的发挥其效用，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渎职罪 法律适用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修正案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后新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规定“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食品安全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但是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如“瘦肉精”、“三鹿奶粉”等事件。从曝光的情况来看，这些事件是首要问题是企业缺乏诚信经营的理念，以及监管职能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管。媒体频频曝光，而职能部门却后知后觉，这其中往往牵扯到食品安全监管相关职能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一些作为或不作为的渎职犯罪行为，甚至是贪污受贿行为。我国刑法在渎职犯罪之下，单独设立渎职罪名，目的就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某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因此单列“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这一罪名，是从保护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出发，针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加大打击力度，期望增强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有监管职责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从而促使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职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实际上2009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称《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五条，就设定了对地方政府以及直接负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其辖区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的行政处罚措施。而且按照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关于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罪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渎职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应以渎职犯罪的相关罪名进行刑事处罚，最高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在近年食品安全事故中，尽管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引咎辞职，有的辞职或被免职，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是按照渎职罪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对较少。新刑法修正案的颁布，实际也是敦促检察机关强化食品安全渎职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重塑政府信用。 
　　关于已颁布实施的《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和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一般渎职犯罪的认定和处罚相似，但是有一定区别：第一，限定了犯罪主体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损害为“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第二，提高了刑罚上限，相较于一般渎职犯罪的三年以下和三至七年，“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刑罚幅度为五年以下和五至十年，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因徇私舞弊渎职犯罪的刑幅相同；第三，“徇私舞弊”成为量刑的从重情节，而非一般渎职罪的确定量刑的加重情节。 
　　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律适用进行几点探讨： 
　　一、犯罪主体 
　　“刑法专门增设‘食品安全渎职罪’，使食品安全究责走出“刑不及官”的误区。”这是网络上对于新刑法修正案增设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一句表述，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就是对刑法的误读，食品安全追究刑事责任，原本就有法可依，完全可以按照一般渎职罪来追究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和其他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一样，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也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且应当“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四至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的部门，分别在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依法进行履行职责、承担责任，而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因此，该罪名的主体应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按照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应当表述为：县级以上政府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国家机关部门中，代表国家行使食品安全监督职能的工作人员。

　二、客观方面 
　　触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定情节为“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和一般渎职罪一样“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定情节表述也较含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严重后果”的确定对认定是否犯罪相当关键，在行政监管部门的规章中或许有相关标准，但是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没有找到相关参考标准，鉴于相关部门规章的可修改性，如果没有相关明确的司法解释出台，实际上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还是落回了行政监管部门手里，于法理不合，同时给检察机关查处该类犯罪增加了难度。 
　　食品安全事故具有一定“潜伏性”，可能后果在短期内显现不出来。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一段时间内看不到“严重后果”。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监督渎职犯罪可作为一种危险犯来认定，即因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将公众安全置于危险状态，虽未产生个体或者群体的危害结果，但是涉案金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即可以认定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渎职行为，甚至是渎职犯罪行为。这样有利于加大打击力度，因此期待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和立案标准出台，以便于新法的实施。 
　　三、法定刑期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最高刑期设定为十年，成为渎职罪最重的量刑。”这是网络上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量刑标准的评语。事实上又要重提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量刑标准，相对于普通情节的一般渎职犯罪来说，“严重”和“特别严重”两个量刑幅度确实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要重，说明人大立法委考量增设该罪名时所表明的态度，该罪名产生的社会震慑效果应当重于一般的渎职犯罪。 
　　但是比较“徇私舞弊”情节时，“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一般渎职罪的量刑有明显的不同。“徇私舞弊”在渎职罪系列中有一定争议，因为其功能不统一。对于一般渎职犯罪，“徇私舞弊”是作为加重情节，也就是提升量刑档次；在特殊渎职犯罪中，“徇私舞弊”却是法定的犯罪情节；而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中，“徇私舞弊”仅是作为量刑的从重情节，既非法定情节，也不是加重情节。 
　　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一般渎职犯罪的最高刑期同样都是十年，“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处罚标准是参照一般渎职罪的量刑标准从重处罚。笔者认为，在其量刑比较恰当，但是“徇私舞弊”情节又产生了新的作用，可能又会引发一定的争议。 
　　四、食品安全监管渎职侵权犯罪的查处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有着环节多、涉及部门多、监督的覆盖程度受概率影响等特点。食品安全由卫生部门负责综合协调监督，农业部门负责地里的食品、服务业委负责动物屠宰、生产环节由质监局负责监管、流通环节由工商局负责监管、餐饮服务环节则由食药监局负责监管。因此，在查办渎职犯罪时可能存在以下情况：第一，相关部门职能有交叉或空白，导致权责不清，难以认定；第二，调查环节多、相对调查时间较长，证据容易灭失、伪造；第三，涉及相关部门利益，查办阻力较大。 
　　对于食品安全监管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认定，即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判断是否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关键在于犯罪主体的主观故意、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行为，以及有无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等情节，与造成危害后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看起来较为容易判断，但是除个别重特大食品安全事件外，在食品安全监督领域，要确认其是否渎职有相当难度，监管部门一方面可以借口检测技术限制、抽样概率问题、监督体系标准滞后等因素进行辩解，另一方面部门之间责任的推诿更是让司法管辖无从下手。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以后，每个部门经调查都是恪尽职守，没有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现象，最终只能把发生事故产生损害的原因归咎于现有的监管体制，相应的责任人仅接受行政上的处罚，使得司法介入流于形式，难以彰显法令本身的威慑力。 
　　因此，要使食品安全监管渎职侵权犯罪的查处落到实处，还要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进一步明确各个监督部门的职责范围，建立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监管责任和行政权利没有交叉和空白，将责任细化到实施监管行为的个人；第二，完善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确保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在生产、销售、流通环节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各个环节的监管行为进行专门调查；第三，要建立专案调查协调机制，确保调查和追究责任不受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利益集团的干扰，保证该项法令切实有效的推行下去。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渎职罪的设立可以说是广受欢迎，使公众对今后的食品安全监管充满期待，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具体落到实处还有多方面的问题，实际处理问题时也还需要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督体制来支持该条款的应用，新法条的出台很可能是促使我国建立完善食品监管体系的前兆，在法的实施和应用过程中还有更多探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