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一个伴随人类发展的古老而有意义的命题。远古时代，人们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抵御野兽侵袭，制造了石器和木器，作为保证生产和安全的工具。早在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就知道在自己居住的村落周围开挖沟壕来抵御野兽的袭击。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更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付水患的伟大创举。公元132年，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为人类认识地震做出了可贵贡献。

　　在生产作业领域，人类有意识的安全活动可追溯到中世纪，当时人类生产从畜牧业时代向使用机械工具的矿业时代转移，由于机械的出现，人类的生产活动开始出现人为事故。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生产中的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安全防护技术随着生产的进步而发展。在公元七、八世纪，我们的祖先就认识了毒气，并提出测知方法。公元610年，隋代方巢著的《诸病源侯论》中记载：“……凡古井冢和深坑井中多有毒气，不可辄入……必入者，先下鸡毛试之，若毛旋转不下即有毒，便不可入。”公元752年，唐代王涛著的《外台秘要引小品方》中提出，在有毒物的处所，可用小动物测试，“若有毒，其物即死”。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通过生产实践，积累了许多关于防止灾害的知识与经验。

　　我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及其安全防护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湖北铜绿山出土的古矿冶遗址来看，当时在开采铜矿的作业中就采用了自然通风、排水、提升、照明以及框架式支护等一系列安全技术措施。在我国古代采矿业中，采煤时会在井下用大竹杆凿去中节插入煤中进行通风，以排除瓦斯气体、预防中毒，并用支板防止冒顶事故等。1637年，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详尽地记载了处理矿内瓦斯和顶板的“安全技术”：“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采煤时，“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凡煤炭去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

　　公元989年，北宋木结构建筑匠师喻皓在建造开宝寺灵感塔时，每建一层都在塔的周围安设帷幕遮挡，既避免施工伤人，又易于操作。防火技术是人类最早的安全技术之一。早在公元前七百年，周朝人所著的《周易》中就有“水火相忌”、“水在火上既济”的记载。据孟元老《东京梦华集》记述，北宋首都汴京的消防组织就相当严密：消防的管理机构不仅有地方政府，而且由军队担负执勤任务；“每坊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负责值班巡逻，防火又防盗。在“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乃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火索、铁锚儿之类”；一旦发生火警，由军弛报各有关部门。

　　更为突出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进程中，流动于民族文明长河中的安全观念和方略，对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安全活动也有着极有价值的借鉴。

　　“观”，观念，认识的表现，思想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方略”，方法和策略，活动的艺术和技巧。无论何时，人们都需要有正确的安全观，只有对人类的安全态度和观念有着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有高明的安全行动艺术和技巧，人类的安全活动才算走入了文明的时代。

　　孔子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真乃安全行动的原则和方针是也；古语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安不忘危，预防为主”、“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

　　古语指教我们的安全方略，不失为“警世良言”。但应予注意的是，面对现代复杂多样的事故与灾祸频发的大千世界，以教条不变的政策对待之，是必定要失败的。正如秘本兵法《三十六计•总说》中所云：“阳阴燮理，机在其空；机不可设，设在其中。”只有以变化和发展的眼光去实践中探求和体验，才能在与事故和灾祸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